龐氏騙局又稱為「非法吸金」，投資者所領紅利是來自眾多加入者的本金，而非公司所賺的錢。當資金難以為繼，騙局泡沫爆破時，投資者便會蒙受本金損失。5月24日於台北律師公會舉辦「課稅處分之證據使用及證據法則」研討會，主講人之一高雄大學財經法律學系張永明教授，就以上述案件在桃園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的判決(桃園地方法院101年度簡字第33號判決)為例指出，行政法院法官判決，認為納稅義務人提出刑事案件判決所認定的詐欺事實，已盡有利於己的舉證責任，稅務機關若對於此有質疑，必須提出駁斥之證據，本案因為稅務機關未提出，所以判決原告納稅義務人勝訴。

我國行政訴訟法第177條第1項明文：「行政訴訟之裁判須以民事法律關係是否成立為準據，而該法律關係已經訴訟繫屬尚未終結者，行政法院應以裁定停止訴訟程序。」其立法意旨即在避免判決兩歧，上述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1年度簡字第33號判決認為，相關刑事判決認定當事人遭受詐欺蒙受損失，實際上並無「所得」，作為原告有利之證明，似突顯出行政訴訟法第177條的立法精神，則刑事案件判決對於事實之認定，對行政處分或行政訴訟產生的影響為何？

與談人中正大學法律學院盛子龍教授，認為此一主題真是大哉問！因為刑事訴訟是在無罪推定程序保障下，高度保障嫌疑人，要求標準非常嚴格，證明度要求非常高。但是稅是大量行政，如果用刑事案件的證據高標準原則，那大家可能都不用繳稅，所以稅務案件的證明程度與刑事案件不一樣，但是以101年度簡字第33號案例來說，連那麼保障嫌疑人的刑事庭都已經調查判定有詐欺罪，行政法院或稅捐機關若還用低標準說被害人有所得，這實在說不過去。

張永明教授認為訴訟勝敗真正的理由常是在「證據」，所以舉證非常重要，武器平等更重要，為了避免普通法院與行政法院裁判歧異，採用受理訴訟在先的法院優先處理為原則，但是也不能為了避免裁判歧異，而犧牲行政法院的職權進行，二者要調和，若行政法院要依職權進行調查，要讓當事人就證據進行辯論等，讓當事人信服。

長久以來，稅捐稽徵機關對於檢調移送之稅捐課徵案件，常直接引用檢調移送之事證，迴避其應依職權調查之義務，究竟稅捐稽徵機關引用檢調移送資料為課稅依據的界限為何？張永明教授舉財政部函釋93.9.29台財訴字第09313512360號函為例，提醒稅務員應本於法律賦予之調查權調查事實證據，不宜僅憑有權調查機關（如法務部調查局或各縣市警察局）移送案件及其他類似案件之移送書、筆錄或起訴書等資料核定補稅處罰。並且以財政部高雄市國稅局外來違章案件之處理手冊進一步說明，稅務人員審查其他機關移送違章案件，範圍包括檢調單位、警察機關或財政部其他稽徵機關，查獲違章漏稅移送案件，作業程序必須符合三步驟：1.蒐集證據2.依查得證據印證事實3.根據事實推斷結論，千萬不能放棄自己的調查權限，照單全收。

主持人前大法官曾華松以其司法經驗，提醒法律人最重要就是法律論證與證據，他以前在財政部財稅訓練所就是教證據法則在稅法上的使用，一切不要離開事實，離開事實，論證就沒有什麼道理，稅法也會遇到惡意逃稅處罰的問題，但是犯罪構成要件：1.要有證據能力2.證據要經過合法調查，但現在法官人少事多，很多關鍵證據都沒有調查3.要採嚴格證據法則，不能憑空推想，很多推計課稅如果不合理，大法官也會解釋違憲。

現場執業律師也反應，曾在行政法院開庭，法官不給他答辯，只是急著結案，所以實務上行政法院法官根本沒有落實依職權調查證據。曾華松大法官答覆時引用前司法院副院長洪壽南的看法，表示如果沒有落實職權調查，就不用開行政法院。同時引述前大法官鄭健才的看法認為，這是法官良心問題，所以是人的問題，涉及法學教育的落實。曾華松大法官感慨表示，當公務員要落實、要認真，法官依照良知良能做調查，法律是抽象，要將法律規定落實到具體的案件，他並引用美國大法官的對話，有人問，你是自由派還是保守派？他回答，我不是自由派或保守派，而是證據到哪裡，就辦到哪裡，勉勵在場聽眾。

輔仁大學法律學院黃源浩副教授與談時表示，稅法在整個行政法的各論領域來說，幾乎是最麻煩的一塊，稅捐課徵屬於大量行政，導致稽徵程序是一回事，訴訟程序又是一回事，特別是就舉證責任，雖然行政程序法當中大量容許協力、推計等存在，這並不表示行政機關可以毫無限制的任意擴張或解釋放寬。在民國100年以後，稅捐稽徵法第11條以下，增列納稅義務人權利保護專章，規定如果稽徵機關主張納稅義務人有規避稅捐情事，應該由稽徵機關負責舉證責任。但那只是個幌子，重點是要舉證明到什麼程度？現在稽徵機關只證明有疑似規避的異常，就以為已經完成舉證，但是有異常就代表規避或逃漏嗎？事實並不盡如此。

圖1高雄大學財經法律學系張永明教授指出，為了避免普通法院與行政法院裁判歧異，採用受理訴訟在先的法院優先處理為原則，行政法院若要採職權進行調查，要讓當事人就證據進行辯論等，讓當事人信服。